当环保纪录片用悲怆的配乐渲染"我们正在经历第六次大灭绝"时，当科学家警告人类活动正以小行星撞击般的威力摧毁生物多样性时，亚利桑那大学的两位生态学家却在海量数据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物种灭绝速率并非持续加速，而是在一个世纪前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

这项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辑》的研究，由刚从亚利桑那大学毕业、现就读于哈佛大学的克里斯汀·萨班和该校生态与进化生物学教授约翰·维恩斯共同完成。他们分析了过去500年间912种已灭绝动植物的数据，涉及近200万个物种的信息，试图回答一个被激烈争论却缺乏实证的问题：我们真的正在经历与恐龙灭绝相当的生态浩劫吗？答案比想象中微妙得多。

历史数据里的"陷阱"

长期以来，许多关于"第六次大灭绝"的预测依赖一个看似合理的逻辑：将过去五百年的灭绝模式线性延伸至未来，并假设物种消失速度正在急剧攀升。但维恩斯和萨班发现，这种推演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因为驱动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研究显示，早期的大规模灭绝事件主要发生在孤立的岛屿生态系统。夏威夷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等地成为重灾区，而罪魁祸首是人类引入的外来入侵物种：老鼠吞噬鸟蛋，野猪破坏植被，山羊与本土食草动物竞争。这些岛屿物种在数百万年的隔离演化中失去了对捕食者的防御能力，当外来物种突然到来时，它们几乎没有反抗之力。软体动物（尤其是淡水蜗牛和贻贝）以及小型陆栖脊椎动物成为最大受害者。

但今天的威胁图景已经彻底改变。当前物种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岛屿上的老鼠，而是大陆尺度的栖息地破坏——热带雨林被砍伐为棕榈油种植园，湿地被填埋为工业区，草原被切割成破碎的农田斑块。维恩斯指出："过去灭绝的原因与当前物种面临的威胁截然不同。这使得将历史灭绝模式简单外推至未来变得非常成问题，特别是在栖息地丧失和气候变化成为主导因素的今天。"

更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团队在分析植物、节肢动物和陆生脊椎动物时发现，它们的灭绝速率在20世纪初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这一趋势与主流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最新研究发现，物种灭绝率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这挑战了人们关于大规模物种灭绝仍在持续的假设。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保护行动真的有效

那么，为什么灭绝速率会下降？维恩斯给出了一个乐观的解释："很多人正在努力防止物种灭绝。我们从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证据表明，在保护上投入资金确实有效。"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全球保护运动逐渐成型。194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成立，1973年《濒危物种法》在美国通过，随后《生物多样性公约》《华盛顿公约》等国际条约相继签署。这些制度建设并非空谈——大熊猫、白头海雕、灰鲸等物种从灭绝边缘被拉回，人工繁育与野外放归技术日趋成熟，保护区网络覆盖面积稳步扩大。

一只马拉巴尔滑翔蛙（Rhacophorus malabaricus）藏身于印度南部西高止山脉的树叶间。与其他两栖动物科相比，马拉巴尔滑翔蛙科的物种灭绝数量最多。图片来源：John Wiens

研究团队还评估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对16.3万个物种的威胁等级评估数据。结果显示，当前受威胁物种的分布模式与历史灭绝模式明显不同：历史上灭绝的主要是岛屿软体动物和小型脊椎动物，而今天的受威胁物种更多集中在大陆，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丧失而非入侵物种。这种错位进一步证明，用过去的灭绝案例预测未来存在系统性偏差。

另一个意外发现是，过去两百年的灭绝记录中并未显示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消失激增。"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不是威胁，"维恩斯强调，"只是说明历史灭绝数据无法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威胁。"事实上，气候变化的生态影响具有滞后性——物种分布范围缩小、繁殖成功率下降等亚致命效应可能需要几代时间才会转化为灭绝事件。

告别末日叙事，拥抱精确科学

萨班坦言，这项研究部分动机是希望摆脱过度灾难化的叙事。"如果我们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小行星撞击地球，那么问题就变得无法解决，"她解释道，"通过这种方式审视数据，我们希望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并找到更有效的应对方法。"

这并不意味着危机不存在。萨班特别强调："生物多样性丧失现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它可能产生的那种影响。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准确地讨论它，我们的科学必须严谨地详述这些损失并防止未来的损失。"

研究揭示的复杂性提醒我们：生态危机不是单一维度的灾难，而是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过程。岛屿与大陆、淡水与陆地、入侵物种与栖息地破坏、历史遗留问题与新兴威胁——每个维度都需要差异化的保护策略。盲目套用"大灭绝"框架，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和政策失焦。

当然，这项研究也引发了争议。许多生态学家担心，"灭绝速率下降"的结论会被误读为"危机已经解除"，从而削弱保护行动的紧迫性。但萨班和维恩斯的本意恰恰相反：只有基于准确数据制定策略，才能真正挽救濒危物种。在科学与危机之间，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慌，而是清醒的认知和持久的行动。